资源鸿沟：公共文化资源的“马太效应”

根据2024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, 截至2024年, 全国拥有公共图书馆3248个, 艺术表演场馆3516个, 文物机构9716个, 群众文化机构达4.4万个。2024年末, 全国平均每万人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166平方米, 全国人均图书藏量1.07册, 均逐年稳健增长。

然而, 一旦将目光聚焦于“人均”背后的城市等级差异, 这幅繁荣图景便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。在我们选取的12个城市样本中, 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在专业文化设施的总量和人均拥有量上遥遥领先, 新一线城市稍显逊色, 二、三线城市则表现不佳。

根据数据, 一线城市在文化资源总量上形成绝对优势。北京拥有226座博物馆, 是包头的75倍; 上海的公共图书馆藏书量达8307万册, 是营口的44倍。

平摊到每个市民上后, 这一趋势仍然显著。在深圳, 人均藏书量将近4本, 而在包头甚至还不到1本。

从区域分布看, 根据2023年中国居民文化发展满意度报告, 东部地区的文化设施和文化场所数量显著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。

文化资源在城乡上也体现出差异。27.75%的受访城镇居民表示所在社区有美术馆、博物馆或纪念馆, 而在农村, 这一数据仅为17.25%。这些差距不仅源于经济发展水平, 更反映了文化资源配置的区域不均衡。

文化可及性落差：家与文化场馆的“咫尺天涯”

衡量一座城市的文化公平, 不仅要看拥有多少文化设施, 更要看这些设施能否真正走进市民的日常生活中, 即其“可及性”。

根据 2023 年中国居民文化发展满意度报告，仅有37.03%的受访民众表示所在社区有图书馆（室）或文化馆，而能够在社区或村镇接触到美术馆、博物馆的民众更是仅有23.34%。

这一普遍感知，在我们对12 个典型城市数千个文化设施 POI 的分析结果中得到了印证。数据显示，北京以473个设施位居榜首，与上海（440个）、广州（429个）等一线城市形成资源高度集聚的局面。这与三四线城市乃至乡村的文化贫瘠，形成了触目惊心的断崖式差距，例如，营口市的文化设施总量不足北京的六分之一。

除了城市间的资源鸿沟之外，城市内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同样严峻。

当文化地标集中于一隅, 身居“五环外”或非核心区域的大量市民, 却不得不面对长距离通勤与高昂的时间成本。

中小型城市则面临文化设施数量不足的问题。以营口市为例, 广袤的城市空间内文化设施寥寥无几。对于绝大多数营口居民而言, 文化设施在他们的生活半径内几乎是空白。

除了设施的空间布局外，城市的交通系统也是影响文化设施可及性的重要因素。为了量化这一影响，我们通过分析其周边一公里内的公共交通点位（例如公交站、地铁站），进一步验证了文化设施可及性存在显著差异。

北京国家大剧院: 围绕北京的国家大剧院，由多条地铁线与密集公交网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清晰可见，可及性评级较高。

武汉湖北省博物馆: 处于新一线城市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则呈现出一种“地铁+公交”组合的廊道式交通结构。其可及性主要由单线地铁配合中高密度公交网络支撑，评级良好。但对不居住在地铁主线路附近的居民而言，跨线换乘的耗时较大。

赣州博物馆: 相比之下，三线城市赣州市博物馆周边的交通网络则极为稀疏，严重依赖单一模式。其公共交通主要由单线地铁的单一站点和点状、低密度的公交服务构成，导致市民出行选择非常有限，花费的时间成本极高，可及性十分有限。

为了应对这些问题, 一些城市积极探索, 形成了一套从优化空间布局到下沉服务的“组合拳”。在宏观空间布局上，北京海淀北部、回龙观等地崛起的大型文化中心，正是对“环城洼地”问题的精准回应，有效填补了城市扩张留下的服务空白。

此外，在服务层级上，通过“总分馆”体系，优质资源得以向更微观的社区“毛细血管”渗透，像西城区图书馆椿树街道分馆这样的生动案例，正在携手解决文化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的触及难题。

从“能去”到“爱去”：文化场馆的人气考验

文化场馆从“有没有”、“能不能去”，到“想不想去”、“爱不爱去”之间，存在一道需要跨越的鸿沟。

根据《2023 年中国居民文化发展满意度报告》，尽管设施数量有所增长，但公共图书馆等文化场馆普遍面临利用率不足的问题：城乡社区图书种类有限、博物馆展陈缺乏特色、美术馆内容与居民偏好脱节等，大大削弱了群众的使用热情。数据显示，城镇居民的文化场馆到访率（37.36%）高于农村居民（30.02%）。

而放眼城市间的差距，尽管一线城市如上海在人均外借册次上展现出显著的领先优势，但数据并非完全呈“正相关”，一些新一线城市在该指标上低于部分三线城市。

这组看似“反常”的数据，恰恰打破了“越发达地区人们越爱去文化场所”的简单推论，它表明：仅仅拥有更多资源或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，并不必然转化为更高的使用效率。在图书馆等文化场所的活跃度方面，其背后的驱动力，更在于服务的质量、内容的吸引力、管理的精细化以及与民众需求的契合度。一些资源相对有限的城市，若能在这些“软实力”上下功夫，提供更人性化、更具特色、更贴近市民生活的内容与服务，同样能激发强劲的文化活力。

例如，赣州市图书馆与樊登读书会、赣州民盟书画院等多家机构和社会阅读组织合作，策划开展读书沙龙、非遗体验、公益诵读、书画展览等阅读推广活动，吸引了大量市民光顾。宝鸡市图书馆参考咨询部的工作人员们提前联系了各个单位，了解了大家的工作时间安排和阅读需求，将办证服务“送上门”，成功办理520余张借阅证，拉近了图书馆与市民之间的距离。

2023 年 9 月 20 日，赣州市图书馆、文化馆、美术馆新馆全面开放（图源：搜狐新闻）

然而，这些提升服务和内容质量的积极探索，在广袤的城乡区域并非普遍现象。从对公众满意度的调查来看，许多基层文化场所因级别小、用户少、管理制度不完善在设施、服务上敷衍了事。

财政投入追问：文化经费流向何处？

文化事业的繁荣，离不开国家财政的持续“输血”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中国对文化领域的投入近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，自疫情后再度转暖。

然而，在这看似充裕的资金流背后，却隐藏着一道道难以厘清的“模糊细账”。当前，多数城市在文化机构的财政信息披露上，仍停留在“总量”层面。绝大多数图书馆的官方网站上，其经费支出和财务年报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公开范围窄、公开内容粗，让公众无从查询资金的具体流向。

对此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一针见血地指出，钱少时腐败不起来，钱多了制度却没有跟上来，公开财务支出的目的就是为防止腐败。

“财务公开能够让读者了解真相，至少能够清楚，我们是花费多少钱去购买图书和数据库。” ——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

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副院长范子英也警示，当前文化事业建设存在费用收支披露不足、资金使用不规范、效率有待提高等问题。

除了透明度问题, 不同城市间的财政投入鸿沟亦是文化公平难以逾越的障碍。数据显示, 一线城市在图书馆资金投入上仍然远超二、三线城市。

令人欣慰的是, 部分地区已开始探索破局之道。广东省便在区域平衡发展上做出了积极尝试, 持续提升对粤东西北地区公共图书馆的统筹建设, 引导资源向欠发达区域倾斜。

根据 2022 年广东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报告，2022 年，广东北部生态发展区获得的财政拨款总额较 2018 年增长了53.42%粤东粤西沿海经济带也增长了27%，其中对县级图书馆的财政拨款大幅跃升35.44%。

这表明，通过顶层设计和省级层面的再分配，引导资源向欠发达区域倾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可行之策。

数字化赋能：新机遇下的“老难题”

在政府持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背景下, 数字化转型成为突破地域限制、节省居民时间成本的可行之策。对于广州市民刘女士而言, 数字图书馆已成为她阅读的重要来源, 她坦言:“平时没有时间去线下图书馆, 上网浏览数字图书馆省时又省力。”

数字化转型不仅提升了居民获取公共文化资源的便利性，更承载着扩大城乡覆盖、促进资源公平的时代使命。然而, 数据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: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在数字图书馆建设方面一骑绝尘, 而欠发达地区却面临数字资源匮乏的困境, 形成了新的“数字鸿沟”。

2023 年上海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下载量达2585.5348万次，网站群浏览量超6542万次；新一线城市宁波的宁波图书馆该两项数据分别为149万次和4349万次；而坐落于中国西北部的四线城市，宝鸡图书馆的下载量为49万次，浏览量则仅有9.16万次。

数据显示, 2023年上海居民平均访问数字资源2.630次, 宁波居民人均4.484次, 而宝鸡居民人均仅0.028次, 差距近百倍。总体上, 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文化资源的获取与深度利用上处于明显劣势。

雪上加霜的是, 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图书馆甚至尚未建立独立的官方网站, 如青海省海东市图书馆、四川省广安市图书馆。这些图书馆仍面临着“无网可依”或“有网无源”的窘境。

可见，虽有政策引导, 但其落地效果受到各地财政、人才、实际资源等多重因素的牵制。

对此，一方面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，设立专项基金，专项支持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设施的数字化建设、资源采购和技术人才培养。一方面要鼓励建设全国性数字资源共享平台，打破地域壁垒，实现优质数字资源全国流通，为财政薄弱地区文化振兴提供可持续发展路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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